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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某涉嫌诈骗一案辩护词

浏览数量:6     作者:本站编辑     发布时间: 2019-11-01      来源:本站

于某某涉嫌诈骗一案辩护词

浏览数量:2     作者:本站编辑     发布时间: 2019-05-11      来源:本站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北京市盈科(济南)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于某某之亲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于某某的辩护人。通过查阅卷宗材料、会见被告人及参加庭审,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某某之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不持异议,但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犯罪,即指控被告人于某某参与诈骗被害人郝某、林某的购房款549000元持有异议。现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中,被告人于某某存在由受害人转变为加害人的特殊情节。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不持异议,但是认为被告人于某某在本案中存在由被害人转变为加害人的特殊情节,并希望此情节能够得到合议庭的高度重视。
(一)被告人于某某系被告人王某诈骗犯罪的受害者。
    据被告人于某某供述,被告人王某曾以出售铭仕达房屋的名义,先后骗取其二十多万元人民币,此事实有被告人王某供述:“我和于某某是通过她购买佲仕达房子的时候认识的”(卷136页)、“于某某老和我闹,让我还她钱”、“于某某说我欠她几十万”(王某当庭供述)及被害人焦某的相关陈述佐证。
(二)本案起始阶段,即被告人于某某为被害人焦某提供房源时,于某某并无诈骗其购房款的故意。
    据被告人于某某供述及被害人焦某陈述,由于被害人焦某向被告人于某某表示需要购房:“我告诉于某某如有合适的房子给我留意一下”(卷29页),而被告人王某又向被告人于某某表示其有低价的香水园抵债房出售,故被告人于某某将此信息传递给被害人焦某,从而引发本案。但需要强调的是,此时被告人于某某系被王某利用,其本身并无诈骗被害人焦杨的犯罪故意,此事实有被告人许某某的当庭供述为:被告人许某某当庭供述:“问:于某某知道你冒充华冶的高经理吗?答:我和于某某见过两三次面后,她知道了我不是高文刚”。
可见,被告人王某不仅利用许某某冒充高文刚欺骗被害人焦某,同样也欺骗了被告人于某某。试问,如果被告人于某某自始与被告人王某合谋欺骗被害人焦某,那么其不可能不知道华冶经理高文刚系被告人许某某冒充,故被告人许某某的当庭供述足以证实被告人于某某只是被告人王某欺骗他人的一个棋子,其并非自始预谋诈骗焦某。
(三)为弥补自身损失,被告人于某某从受害人转变为加害人。
    随着事态的发展,被告人于某某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骗局,但为弥补其自身损失,同时亦相信被告人王某能够给被害人焦某还钱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某某放任了骗局进一步发展,逐渐由受害人转变为加害人。
    综上,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犯罪不持异议,但恳请合议庭充分考虑被告人于某某本身系受害者,且被告人于某某并非自始预谋诈骗被害人焦某的特殊情节,对被告人于某某酌情从轻处罚。
二、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二起犯罪,即指控被告人于某某参与诈骗被害人郝某、林某549000元购房款的证据不足,依法不应认定。
    根据被害人郝某、林某陈述,被告人王某、徐某某以种种借口先后二十次骗取其68.2万元现金,而被告人于某某从未参与这二十次行骗过程(被告人王某、许某某亦予以证实),那么被告人于某某在此案中实施了何种犯罪行为呢?依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某某在第二起诈骗犯罪中的犯罪行为有三:
其一,被告人于某某与被告人王某、许某某以有低价抵债房为诱饵行骗;
其二,被告人于某某伪造了抵债房协议书;
其三,被告人于某某参与俵分、挥霍所骗购房款549000元。
    为证实被告人于某某参与,并实施了上述犯罪行为,公诉人提交了四组证据:
①被告人王某、于某某、许某某的供述、辩解;
②被害人郝某、林某的陈述; ③证人李荣仁的证词;
④有关书证。
    然通过分析、研究上述证据材料,辩护人认为公诉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尚不足以证实被告人于某某实施上述三种犯罪行为:
(一)起诉书认定被告人于某某与被告人王某、许某某以有低价抵债房为诱饵行骗的证据不足。
1、被告人于某某始终否认参与诈骗郝某、林某。
2、被害人郝某、林某从未指控被告人于某某参与诈骗。
    被害人郝某、林某所控告的对象始终是被告人王某及高文刚(即被告人许某某),从未指控被告人于某某曾以低价房为诱饵行骗。
3、被告人许某某当庭供述证实被告人于某某未参与此次犯罪。
在法庭调查阶段,被告人许某某一再表示:
“我、王某、于某某没有商量过如何诈骗”;
“我不知道于某某是否知道诈骗郝某、林某”;
“我说不好于某某是否知道诈骗郝某的事”;
“于某某老拦堵王某,向王某要钱,还说如果不给,就去告发我们诈骗郝某的事”。
    被告人许某某作为此次犯罪的主要实施者,如果被告人于某某参与了此次犯罪,其不可能“不知道”、“说不好”,且如果被告人于某某参与了此次犯罪,其不可能威胁王某“如不还钱,就去告发”,故被告人许某某的供述足以证明被告人于某某未参与此次犯罪。
4、被告人王某的供述不足以证明被告人于某某参与犯罪。
    通过分析本案证据材料,仅有被告人王某的供述指证被告人于某某参与此次犯罪,但其供述明显缺乏真实性,不应作为定案证据。
1)被告人王某的供述与被害人郝某、林某陈述相矛盾
    被告人王某供称:“我和于某某、许某某对郝某讲,华北冶金建设公司……有抵债房,可以低价卖给她们”(卷124页),而被害人郝某、林某始终称“王某、高文刚利用有便宜抵债房为名骗取其68万2千元房款”,从未提及被告人于某某对其说过有便宜抵债房的情节。故被告人王某的供述与被害人郝某、林某的陈述相矛盾,不应予以认定。
2)被告人王某的供述缺乏真实性,不应作为证据使用。
    通过庭审调查,我们亦发现被告人王某对其犯罪事实百般抵赖、推托,且其供述自相矛盾,故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某的供述缺乏真实性,不应作为定案证据使用。
    基于上述分析,由于被告人于某某否认其与被告人王某、许某某诈骗被害人郝某、林某,而被害人郝某、林某亦从未指控被告人于某某行骗,故只有被告人王某、许某某的供述能够指证被告人于某某是否参与此次犯罪。
    但由于被告人许某某当庭表示:“不知道、说不好于某某是否知道此事”,故仅有被告人王某的供述指证被告人于某某参与此次犯罪,而被告人王某的供述不仅与被害人陈述相矛盾,且在关键环节上含糊其辞,故仅依照孤证不能定案的刑事证据规则,仅凭被告人王某的供述不能认定被告人于某某参与此次犯罪。
(二)起诉书认定被告人于某某伪造抵债房协议书的证据不足。
    辩护人对起诉书认定被告人于某某伪造抵债房协议持有异议,并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于某某实施此种犯罪行为。
1、被告人于某某否认伪造抵债房协议书。
2、对于虚假协议的来源,被告人王某、许某某的供述相互矛盾。
    通过分析、研究被告人王某、许某某的所有供述,辩护人注意到二被告人就被告人于某某提供虚假协议样本的供述不尽一致。
①被告人王某供称:“我和许某某按照于某某给我们传过来的合同样本和她写的假协议的样子找地方打印假合同、假协议”(卷123页)。
②被告人许某某当庭供述:
“于某某传过来合同的样本,王某去一个打字复印店取的,当时我在车上坐着。”、“于某某传过来的协议样本是空白的”。
    可见,被告人许某某的供述与被告人王某的供述相矛盾,且由于被告人许某某当庭供述被告人于某某发传真时其不并在场(在车上),是听被告人王某说于某某发传真过来,故其供述属于传来证据,且还是来源于被告人王某,故关于被告人于某某提供协议样本的证据只有被告人王某一人供述,依法不应予以认定。
3、就虚假协议的来源,被告人王某、许某某的供述均极为模糊。      被告人王某、许某某虽供称被告人于某某向其提供了协议的样本,但其供述极为模糊,对被告人于某某提供协议样本的时间、地点、次数、样本内容及该样本的去向均未提及,故该供述的真实性令人质疑。
4、被告人王某有虚假购房协议样本,无需被告人于某某提供。
    如前所述,被告人王某曾以出售佲仕达房屋为名诈骗被告人于某某三十多万元房款,并曾给被告人于某某提供购买佲仕达房产的协议,此事实有被告人王某供述为证:“当时购买佲士达房子的时候,我给过于某某一份(购房协议)”(卷137)、“在购买佲士达房子的时候,我手里有一份(购房协议),给于某某了。”(卷143)。可见,被告人王某有虚假购房协议样本,根本无需被告人于某某向其提供。
5、退一步讲,即便被告人王某、许某某的供述属实,亦仅能证实被告人于某某提供了协议样本,而非起诉书认定的由被告人于某某伪造了抵债房协议书。
    退一步讲,即便被告人王某、许某某供述属实,被告人于某某亦仅仅向被告人王某、许某某提供了协议样本,且被告人许某某当庭明确供述:“当时协议是空白的,没有买房人郝某、林某的名字”。可见,被告人于某某所提供的亦仅仅是协议样本,真正伪造协议者系被告人王某、许某某,而非被告人于某某。
    基于前述分析,就虚假协议的来源,被告人王某、许某某的供述相互矛盾,不应予以认定,且即便二被告人供述属实,被告人于某某亦仅仅提供了协议样本,而非如起诉书认定的由被告人于某某伪造抵债协议。
(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某某参与俵分、挥霍549000元赃款的证据不足。
    起诉书认定被告人于某某参与俵分、挥霍骗自被害人郝某、林某的房款,但辩护人对此持有异议,并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材料不足以认定被告人于某某参与俵分、挥霍549000元赃款。
1、被告人于某某始终否认参与俵分、挥霍549000元赃款。
2、被害人仅指控王某、高文刚骗取其购房款682000元。
    被害人郝某、林某在其举报材料中,详细列举了被告人王某、高文刚先后二十次从其手中骗取682000元人民币的经过,并向侦查机关提供了被告人王某、许某某诈骗其钱款时出具的7张收条(被告人王某出具一张金额为13万元的收条,被告人许某某以高文刚名义出具6张收条,金额为8.4万),但从未提及被告人于某某从其手中骗取款项。
3、被告人王某、许某某的供述不能证实被告人于某某参与俵分、挥霍赃款。
1)被告人王某供称:“许某某得了10多万元,于某某得了20多万元,我自己的得了不到10万元”、“(香水园的4.4万元)我给了于某某2万元,许某某得了2万元。”(卷128页);
2) 被告人许某某供称:“王某给了我不到6万元,其他钱王某拿走了,后来王某说给了于某某10多万元。”(卷176页)
    可见,对于被告人于某某是否参与俵分、挥霍涉案赃款实际仅有被告人王某的供述(被告人许某某供述系来自被告人王某的传来证据,不应作为定案证据使用),而被告人王某的供述(分给于某某二十多万元)与被告人许某某的供述(王某说分给于某某十多万元)不相一致,故其供述缺乏真实性,能真实被告人于某某参与俵分赃款。
4、从赃款去向分析,被告人王某关于分给被告人于某某20多万元赃款的供述不实。
    据被告人王某供述:“(所骗40万)许某某得了10多万元,于某某得了20多万元,我自己的得了不到10万元,后我用这部分钱以郝某的名义买了一套万春美钻时代16-1-1304。交的首付19.5万元。”(卷128页)。可见,被告人王某的所得与支出明显不符,其供述缺乏真实性。
    且在庭审调查中,被告人王某详尽供述被告人许某某、于某某分得赃款数额,而对于其自身获得脏款的数额含糊其辞、百般抵赖,故辩护人认为其供述缺乏真实性,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
    基于上述分析,就被告人于某某是否参与俵分、挥霍涉案赃款仅有被告人王某的供述,而被告人王某的供述又存在诸多疑点,故依孤证不能定案的刑事证据原则,不应认定被告人于某某参与俵分、挥霍涉案赃款。
(四)从第二起犯罪发生的时间分析,被告人于某某参与此次诈骗不具有合理性。     辩护人注意到被告人王某、许某某诈骗被害人郝某、林某的期间为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而被告人于某某因诈骗被害人焦某于2006年4月17日被侦查机关传讯,并揭发了被告人王某诈骗被害人焦某的犯罪事实,故很难想象被告人于某某在被侦查机关传讯、调查期间,还敢伙同被告人王某等人诈骗被害人郝某、林某。
(五)由于被告人于某某与被告人王某关系恶劣,不能排除被告人王某陷害于某某的合理可能。
    根据被告人王某、于某某、徐某某供述,在被告人王某等人诈骗郝某、林某期间,被告人于某某与王某的关系极为紧张:
①被告人王某当庭供述:“于某某老找我要钱,说我欠他几十万”。
②被告人许某某当庭供述:“于某某老找王某要钱”、“于某某老在门口堵王某,让王某还钱,并说如果王某不还钱,就去告发我们诈骗好秀荣的事”、“她俩关系很僵”。
③被告人于某某亦多次供述由于其经常拦堵被告人王某,让其还钱,并经常打假,二人关系极为恶劣。
    鉴于被告人于某某与王某关系恶劣,而指控被告人于某某参与此次犯罪的证据仅有被告人王某,故不能排除被告人王某出于报复心理陷害被告人于某某的合理可能。
    综上,刑事诉讼的严格证据规则要求各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使得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要求,并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而本案被告人于某某参与诈骗被害人郝某、林某购房款的证据并不确实、充分,不能得出被告人于某某必然参与此次犯罪的唯一结论,亦不能合理排除其未参与此次犯罪的可能性,故本着疑罪从无的现代刑法理念,不应认定被告人于某某参与诈骗被害人郝某、林某的购房款。
三、被告人于某某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之情节
(一)被告人于某某具有协助抓捕同案犯王某的立功表现。
    被告人王某于2006年4月17日接受侦查机关传讯时,向侦查机关提供了同案被告人王某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体貌特征以协助侦查机关抓捕被告人王某,后被告人王某于2006年8月4日到案。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8号)第五条:…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之规定,应认定被告人于某某具有立功表现,并依《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于某某系自愿认罪的被告人。
    本案被告人于某某始终抱着悔改服罪的正确态度,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于某某当庭表示认罪,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法发[2003]6号)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之规定,对被告人于某某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于某某具有酌情从轻处罚之情节。
(一)被告人于某某愿意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本辩护人会见被告人于某某时,于某某一再表示将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已委托亲属代为筹款,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之规定,对被告人于某某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于某某如实供述,并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
    根据公诉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本案被告人于某某能够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并揭发同案犯王某、徐某某的共同犯罪事实,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8号】第六条:“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之规定,对被告人于某某予以从轻处罚,以免“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成为“空头支票”。
(三)被告人于某某系初犯、偶犯,依法应酌情从轻处罚。
    本案被告人于某某此前从未受过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系典型的初犯与偶犯,故其可改造性较大,再犯可能性相对较小,应酌情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于某某实施犯罪的主观恶性不大,可酌情从轻处罚。
    如前所述,本案被告人于某某自身亦是被告人王某诈骗犯罪的受害者,且其在案发初始阶段没有诈骗被害人焦某的犯罪故意,故其犯罪行为所反映的主观恶性较小,进而反映对其易于改造。为此,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充分考虑前述因素,对被告人于某某从轻处罚,以体现2006年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某某参与第二起犯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且不能合理排除被告人于某某未参与此次犯罪的合理可能,故辩护人请求合议庭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之规定,不予认定被告人于某某参与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以体现疑罪从无的现代刑法理念。
    另,被告人于某某的罪行固然为法律难容,理应惩罚,但由于本案被告人于某某具有诸多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之情节,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从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出发,对被告人于某某从轻处罚,以达刑罚之感化、教育功效,同时亦体现我党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此致
某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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